第三，政府向公众披露信息。
但令人遗憾的是，本案判决的论证过程显然没有体现出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所应具有的审慎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在未作任何法律论证的条件下，十分粗暴地以政策规范排除了具有准法源地位的规章条文的适用，并将未做合法审查的政策规范作为裁判依据予以适用，显示出司法审查能力的欠缺。[56]另外，这种倚重于政策考量与行政级别的体制化思维，还可能导致法官对行政规范性文件丧失基本的审查意识，在判决中过于依赖行政规范性文件对相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认定，以至于未经审查就将其作为辅助性的裁判依据予以适用，从而完全丧失了司法判断的独立性。
在审查结果方面，有2个行政规范性文件被认定为合法有效、作为裁判理由予以适用，4个行政规范性文件被认定为违法而被排除适用。黄金荣认为，《会议纪要》等司法解释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缺少刚性的法律规范效力，在规范意义上各级人民法院并没有遵守之法律义务。例如，在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中，[17]二审判决推翻了一审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为依据认定《专题会议纪要》系在法定权限之内作出的行政行为之判决，进而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交通部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规范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增加公路建设资金的通知》等几个行政规范性文件为依据，认为盐城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中有关在规划区内免征规费的规定，超越了法定职权。本文认为，从司法权自身的运行逻辑角度考察其面临的问题，或许是一个更富有解释力的视角——法官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中所体现出的司法技术上的种种问题实际上可以在这个层面得到更为透彻的解释。[55]当法官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遇到缺乏直接、明确上位法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而又无法找到可以直接适用的审查标准时，按照这种行为逻辑，他们显然不会尝试运用法律解释技术以求在个案中解决问题，而是应该向上级请示，坐等上级提供的明确方案对案件作出处理。
这一规定是否授予最高人民法院系统、全面的抽象司法解释权，实际上并不明确。首先，严格的科层化法院体制将法官分为不同等级并置于一个服从的链条之中，在保持一致和司法问责、上级检查等机制的压力下，法官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普遍恪守这样一种消极的行为逻辑：遇到稍微复杂的案件或是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的案件，法官往往习惯性地层层请示，等待上级法院的批复、解释以获得现成的结论，这是中国的科层化司法体制中最为安全、妥帖的案件处理方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行宪法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他们建议将这一条中‘不属于任何地方或者部门所有的规定删去，修改为：‘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首先，国务院并未被确认为国家所有权的行使者。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区域自治机关非同寻常的自然资源处分权，包括设定部分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权力。1985年通过的《草原法》曾将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繁荣[60]作为立法目的。
[59] 但是，在2002年修订的《草原法》明确由国务院行使草原的国家所有权之后，民族自治机关的上述权力是否受到影响值得讨论。就已经展开的讨论而言，学者们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探究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性质上并已形成不少有影响力的理论。
‘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21]4月3日，大会决定批准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组织实施，对于已经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22]。[55]《水法》（2002年）第3条。[41]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由此可见，现行宪法框架下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及特征。[33]《森林法》（1998年）第3条第1款。）同时，通过对选举制度、国家机构职权设置等方式将政治主权及其行使规则进一步具体化。或许立法者应当重温以下警言：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因此，在1996年对该法进行修订时，国务院力图改变这一格局。主导修订工作的国土资源部认为，以往征地权过于分散，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都可以行使征地权，有的地方甚至乡（镇）政府实际上也在行使征地权，这是导致土地管理出现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60]《草原法》（1985年）第1条。
[56]如此大幅度的赋权主要是为了落实宪法所确立的自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很重要的是自主管理和安排地方性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权利。1975年《宪法》第6条第2款、第3款。（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500亩的。[7]这种基本国策条款是否与具体的法律一样具有直接的规范功能，值得进一步研究。[49]因此，他们建议上收征地审批权，由国务院负责控制。立法者提到，实践中，由于一些地区从局部利益出发，通过确权发证蚕食国有重点林区，导致中央投资形成的国有森林资源的流失和破坏。
[9]在现行宪法框架下，自然资源所有权只有两种形态，即国家所有、集体所有。除矿产、水流只能由国家所有之外，其他形态的自然资源既可国家所有，也可集体所有。
[15]参见《宪法》第62条、第67条、第89条、第99条、第104条、第107条。[43]《宪法》第89条第4项。
[30]《水法》（1988年）第9条第2款。，这既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也体现了党的十六大关于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
国家所有权如何在本地方的自然资源中得以体现呢？民族自治机关有权确定本地方内草场和森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否意味着其有权将本为国家所有的草场和森林调整为集体所有、甚至个人所有？ 《森林法》基本上延续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立法框架。在操作层面，国务院则通过获得全国人大的授权具体行使国家所有权。马英娟：《再论全国人大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的位阶判断——从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行政处罚案切入》，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由于现行宪法并不承认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制，因此并不适合将其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中。究竟哪个机关有权代表全民行使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立法机关曾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和决策。
该法一方面继续赋予自治地方在森林开发和利用中的自主权，[58]另一方面也给予这些地方立法上的变通权。二、全国人大与国务院在行使国家所有权上的分工 根据宪法的规定，全民所有与国家所有是可以划等号的。
（五）通过法律保留预留规范发展空间 宪法在确立上述制度框架的同时，也预留了规范在未来时期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其次，国务院的管理职责也相对单一，包括制定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27]行政许可[28]以及地区间权属及资源利用争议的协调[29]三种类型。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矿产资源法》（1986年）第48条规定：本法实施细则由国务院制定。在宪法未列明的自然资源权属确定中，国务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民用航空法》是个典型的例子。
其次，在实践中，是否所有宪法未列明的自然资源都要实现国家所有？哪个（些）机构有权做出此类决定？再次，国家所有权能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被转变为集体所有以及个人使用？唯有正面回应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将抽象的经济主权一一落实为具体的财产权并发挥自然资源的经济效用。但是，在这些方面，宪法几乎保持沉默。
[6] 这种立法体例安排具有一定的合理性。[64]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7条、《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7条。
一方面，既有的宪法规范中已经包含了若干重要的立法授权（委任）条款。[44]显然，这种错误的观念继续存在将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